第232 逼迫苏联
8月7rì, 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, 规定“盗窃集体农庄财物”可以判处死刑。这一法令从根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。至1933年1月,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。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。
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,1932年12月6rì,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,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。包括农具、牲畜、种子等物,全部收归公有。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,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。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,没收农民的余粮、口粮和种子粮。
此外,从1933年起,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,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,而用“生物学产量”,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,这样做的目的,是以这种“生物学产量”来作为定量,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。可这除了让30、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,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。
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xìng措施的实施,几个月后,到1933年chūn天,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。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xìng的命令,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,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。当年chūn天,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。可苏联zhèngfǔ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,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,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。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“阶级敌人”被逮捕。
……
“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。即便是在苏联内部,像我这样的人,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,外界更不可能知道。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?”想着自己知道的,或者是道听途说,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,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,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——这个中国人太危险,应该消灭!
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,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,然后开始念念有词:
“‘十月革命’后,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‘军事’,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、征收制。其实这种‘军事’,实际上与‘军事’并无必然联系。列宁在‘十月革命’以前就宣称:‘粮食垄断、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,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。’所以,‘军事’,在列宁看来,是一种基国策,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……”
“……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,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,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。这种‘军事’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,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。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。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‘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’。为稳定局势,为度过危机,于是有所谓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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