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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他们家今年就准备在省城过了,但余思雅作为清河鸭的领头人,肯定要回去一趟的。
不过她在临近年关的时候回去给大家发年终奖,总结一年的成绩就可以了,暂时也不用回乡下。
这样一来,放寒假后,她就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,最重要的就是羽绒服厂向服装厂的转变。已经进入一月了,过完年,天气很快就会暖和起来,羽绒服将彻底没有市场,在羽绒服下架之前,他们必须得将春款的衣服赶制出来。
厂子里机器、工人都有,布料也可以随时采购,唯一缺的就是衣服款式,因为厂子里有经验的师傅年纪都偏大,很多都是乡下来的,做出来的衣服款式偏向老旧,不符合新时代年轻人的追求。
余思雅看了两件成品就直摇头,这衣服只能销到乡下去,但这种产品注定了利润低,而且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也很高,很可能干不过农村的个人裁缝。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,看到了政策释放的信号,以前偷偷摸摸的个人小裁缝铺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。他们规模小,往往就一台缝纫机,但非常灵活,本公社的人可以拿布料去让他们加工,给工钱,也可以给钱买成衣,关系熟的,直接给物当加工费,比如鸡蛋、大米之类的。
在乡下他们跟这些小裁缝比,目前还真不占优势。而且因为羽绒服的价格高,清河鸭服装一出场就走的高端路线,如果卖这种粗布制造,款式落后的衣服,也属于自降格调了。一个品牌切忌找不准自己的定位,摇摆不定,到时候连属于羽绒服的高端客户也一块儿给得罪了。
所以余思雅跟丁舜商量:“既然咱们短期内没法找到设计师,设计属于咱们品牌独有的款式,那就从模仿开始。你去上海逛一圈,将百货大楼最畅销的款式各买一件回来,如果有服装杂志也买回来,按照这些款式仿造衣服。我让人从北京给咱们买一批那边最畅销的衣服回来。先让厂子活下来,然后再建立自己的设计部,开发属于咱们清河鸭独有的主打服饰。”
这会儿信息不流畅,上海货、北京货那就是流行高档的代表词,因为这两个大都市接触的外界信息最多,在服装上也紧跟潮流,模仿他们准没错。
等丁舜去了上海后,余思雅给杜锋年写了信,并寄去了钱和票,让他帮忙购买衣服,同时在信里向他了解了一下云南知青进京的情况。
其实这个事也不一定非要找杜锋年帮忙的,但人脉关系这种,就是越来往关系越密切。余思雅有心跟杜锋年交好,但两人就见过一面,平日里并没有什么交集,也不了解对方,贸然给对方写信拉家常不妥。这次请他帮忙买衣服就是很好的借口。
到北京的信走得慢,年前都不一定能收到回信。
寄完信余思雅也不管了,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忙,最重要的是年终财务总结和女知青招工问题。
清河鸭这一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,连开两个厂子和门市部,而且达成了跟省城铁路局和宜市铁路局的合作,将清河鸭食品卖上了火车,走向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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